发布时间：2021年12月20日 太仓刑事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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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品罪的死刑适用标准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：
具有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、武装掩护毒品犯罪、暴力抗拒检查、拘留或者逮捕、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严重情节的;
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，并具有毒品再犯、累犯，利用、教唆未成年人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，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;
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，并具有多次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，向多人贩毒，在毒品犯罪中诱使、容留多人吸毒，在戒毒监管场所贩毒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毒品犯罪，或者职业犯、惯犯、主犯等情节的;
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，并具有其他从重处罚情节的;
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，且没有法定、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。
以下列情形，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：
具有自首、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;
已查获的毒品数量未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，到案后坦白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其他毒品犯罪，累计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;
经鉴定毒品含量极低，掺假之后的数量才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，或者有证据表明可能大量掺假但因故不能鉴定的;
因特情引诱毒品数量才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;
以贩养吸的被告人，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;
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，确属初次犯罪即被查获，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;
共同犯罪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，但各共同犯罪人作用相当，或者大小难以区分的;
家庭成员共同实施毒品犯罪，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被告人已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，其他被告人罪行相对较轻的;
其他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。
有些毒品犯罪案件，往往由于毒品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，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。在处理这类案件时，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，并且完全排除诱供、逼供、串供等情形，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。仅有被告人口供与同案被告人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，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。
毒品数量是毒品犯罪案件量刑的重要情节，但不是唯一情节。对被告人量刑时，特别是在考虑是否适用死刑时，应当综合考虑毒品数量、犯罪情节、危害后果、被告人的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性以及当地禁毒形势等各种因素，做到区别对待。近期，审理毒品犯罪案件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，应当结合本地毒品犯罪的实际情况和依法惩治、预防毒品犯罪的需要，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毒品死刑案件的典型案例，恰当把握。量刑既不能只片面考虑毒品数量，不考虑犯罪的其他情节，也不能只片面考虑其他情节，而忽视毒品数量。
我国过去只规定了枪决一种方式，正是基于减轻犯人痛苦的考虑，而注射执行死刑能够更好地保全尸体，减少枪决造成的残忍场面，在修改法律时我国增加了注射的执行方式。但由于注射执行还要进行药物研制、加强场所建设、进行人员培训，普及使用还需要一个过程，枪决方式还在许多地方存在和使用着。随着我国刑罚执行方式的发展进步，枪决最终是要被更文明的注射执行方式取代的。
一位律师称，在他所接触的死刑犯中，大都有过注射执行死刑的愿望。“相比枪决，注射死刑方式更文明、更人道，能减少死刑犯的痛苦。”，注射死刑方式也更容易得到死者家属的认可。“从枪决到注射的死刑执行方式变革，是推进刑罚人道化的一个国际趋势。”
犯人被执行枪决时，为了保证命中率，枪决时法警与犯人的距离必须很近。“考虑到中国人有一种保全尸的观念，给死刑犯保存一个完整的面部，法警会叫犯人张开嘴巴，以便让子弹从他的嘴里穿出。”
而注射死刑，更加趋于人性化。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，是我国死刑执行方法的一项重大举措，是死刑执行制度向文明、人道方向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必然趋势。
浙江省高级法院法医处饶文军处长此前对媒体称：“注射执行死刑是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，是我国司法文明的充分体现。最高法院在试点时曾征求死刑犯的意见，选择枪决还是注射，没有一个死刑犯要求枪决，全部选择注射。注射执行死刑是目前最人道、最文明、最能为所有人接受的一种死刑执行方式”。
